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國家化走的就是一種“以退為進”或者說“先退再進”的道路。重回國家化其實有不少表現，而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振興是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兩項政策。當然，在多個“進”中，有顯性的，如項目制皮皮網絡電視、選舉上的一肩挑，也有隱性的，如公共服務的提供，還有些似乎處于兩者中間狀態，例如凱發K8國際娛樂官網，鄉村治理標準化、各類規程等。一系列的舉措，無不直接或間接地顯現出來再國家化的痕蹟，打上國家設計的烙印。
第一村黨支部書記、大學生村幹部、駐村幹部、各類考核、各類實驗、各類項目、農村扶貧、領頭帶人致富背後都是國家化意志的體現。尤其從2007年以來，國家化的進程明顯加快。從加強支持保護農業、廢除農業稅、實行農業補貼，到著力改善農村民生、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然後是健全農村公共服務，普遍建立農村低保、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救濟制度，最後走到今天的是鄉村振興。
我們可以兩件事為例。第一，村主要幹部報酬工資化（財政化）與工作形態的公務員（機關）化。張靜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村幹部職業化、組織科層化和管理規範化是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延伸並試圖加強對鄉村社會管理與控制的重要方式。地方權威的官僚化始于清末民初，國家試圖通過一系列機構設置和委任確定地方權威在官僚體系中的位置，從而使得地方權威為國家目標服務並將其納入國家官制的控制範圍”，以便能夠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基層社會，“作為農村治理的一特定群體，村幹部正日益成為國家權力向鄉村社會下滲的抓手”。與此關聯的是廣大農村出現村幹部“國家化”形式凱發K8國際娛樂官網，即鄉鎮政府下派人員擔任村幹部。到底如何評價這一做法，有待于觀察，並且是見仁見智的事，但其本質就是國家權力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是國家化的顯性現象。
第二，村莊的合並與社區化趨勢及其相關的公共服務的多方位提供。在社區化的發展趨勢裡面，村民自治的空間在哪裡？這是一個問題。中國農村的社區建設是一個具有高度國家意向的活動。因為村民自治需要一個相對自足的體系，就是說自治體系需要自己的資源，需要自己的認知體系，需要自己的自治主體。在城鎮化、社區化和社會流動的大背景下，社區化建設的力量增加以後，相對自治的體系就難以存在了。現在，村莊越來越依賴于政府，越來越依賴外部因素。撇開“一肩挑”以外，村民和村的主要關系是靠村的公共服務連接起來的。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應該屬于國家化的隱性部分。公共服務的提供，將廣大的農民納入國家服務對象之中，可以有效地將農村納入到國家治理的體系之中。
而前面討論的兩個“退”的部分情形已經有了大的變化。一是國家當然並沒有直接收回土地，但是，在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與發展大浪潮裹挾下，農村的生產經營方式越來越嵌入進去。二是村民自治。這依然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像過去那樣的自治空間變化巨大，今後的自治可能更多是在國家權力體制下的自治，或者是國家化的自治。
而非村莊因素的介入越來越多，這些並非完全是國家的行為，但是背後或隱或顯地存在國家的影子。這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是一個新概念，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與知識階層開始推動新農村建設，20世紀50年代以來曾多次使用過類似提法皮皮網絡電視，但在新的歷史背景下，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和更加全面的要求。
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0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全黨全國的共同行動。2006年年初頒發的中央1號文件，深刻闡述了建設新農村的重大意義、內涵，提出了推進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和重大方針政策。200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又強調“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
從20世紀的歷程來看，新農村建設完全是國家化的過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構想的提出本身就是國家行為”，“這一時期建設新農村的思想不僅僅具有制度的保障，而且超越了一般思想與構想的局限，成為整個國家建設規劃的有機組成”。此外，新農村建設超越了經濟與生產的範疇凱發K8國際娛樂官網，成為徹底改變社會結構的狀態。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成為“當時中共領導層致力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更直至人的改造，進入國家化的意識形態層面，“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僅僅是農業建設，從根本上來說主要還是‘新人’的建設即‘新農民’的培養與改造”皮皮網絡電視。
在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發展歷史進程中，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報告明確指出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設立的新農村目標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其中十九大報告用“治理有效”替代了“管理民主”。鄉村振興戰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升級，它涉及多個方面的問題，包括農業產業、經營制度、土地制度、集體經濟、農民就業、鄉村治理體系、農村隊伍建設等。
鄉村振興是全面建成現代化國家全局性、歷史性的重要戰略，將其納入國家戰略之中，可以說是國家化的最高形態了，其戰略本質是服務和服從于中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即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鄉村振興可謂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性工程凱發K8國際娛樂官網，而這個國家工程就是要將農民不斷變成“國家的人”，不只是20世紀50年代新農村建設時所提出的培養“新農民”。當然，中國城鄉發展不均衡，農業農村的發展又具有復雜性、艱巨性，意味著鄉村振興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建設，更不是所有鄉村一起振興、所有農民同時富裕。這也是鄉村振興戰略分為2020年、2035年、2050年三個階段性目標的重要原因。
總之，新世紀以來，農村治理包括村民自治本身無不打上國家化的烙印，無論村務公開以加強民主管理，村務監督委員會的建立，強化民主監督，還是“一事一議”制度建設以強化民主參與皮皮網絡電視，都是國家構建的產物，即便有鄉村自身的創造，也是經國家認可並加以改造、提升而得以推行的。所以，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再加上現在的民主協商所構成的村民自治基本框架，已經注入了強大的國家意志，顯示出國家的設計意圖。
當然，有關鄉村振興存在著“地方性”維度的思考，例如，村莊仍然保有其獨特的文化根源意義，現代化進程中要重建鄉村倫理，成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表達，為農村提供了道德文化之“根”凱發K8國際娛樂官網。但是，“地方性”只是國家化進程中的一個小插曲，在國家化面前必然屬于邊緣性的因素皮皮網絡電視。
國家化的演變邏輯實際上同多種因素有關系，擇其主要至少有二：一是理念，包括主政者的理性計劃；二是約束條件，即國家化或去國家化的經濟、政治、社會等運行諸環境。
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與國家的關系經歷了融入國家的國家化過程到去國家化（或者說國家化的最小化）再進入再國家化的三個歷程，經歷了一個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過程。這一演變軌蹟有其內在的運行邏輯。
首先是政治因素。1949年至1970年代末，屬于高度的國家化時期。支持高度國家化是多種因素交結在一起的結果皮皮網絡電視，其中主要是政治因素與革命者主政的理念。革命者主張通過調整生產關系來解決中國的落後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土地改革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和社會經濟格局，這之後鄉村建設被納入系統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之中。不論是改良的還是革命的，鄉村變革的思路都是現代化。也就是說，改造中國之落後必先改造中國農村之落後，讓落後的農村成為現代的，一直是中國革命的基本邏輯。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革命的目的旨在建立社會主義，它在經濟上要建立國有和集體的經濟形式，具體在農村就表現為土地的產權必須是集體或國有的，因此，就有了20世紀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及隨後的集體化運動。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去國家化的一系列改革，主要表現為包產到戶、生產承包責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之所以在生產與產權上要去集體化，就在于人民公社這樣高度集體化的產權與生產經營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高度集權的體制與政治化也難以為繼。
其次，這個演變的歷程同發展主義理念密切關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七十多年的歷史從總趨勢上看是一個“國家化”的過程，只是強弱、方式、表現各不相同而已。七十多年來“國家化”其實沒有止步過，而這個“國家化”是建立在“發展”概念框架上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無論是鄉村去國家化還是再國家化，莫不建立在“發展”概念框架之上凱發K8國際娛樂官網。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這個“發展”概念是建立在國家為中心的基礎之上，具體說來，地方要支持國家，甚至不惜犧牲地方的利益，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甚至不惜犧牲農業與農村的利益。在“發展”概念（理念）導引下，農村、農業和農民成為被改造的對象，改造鄉村社會成為一項偉大的工程與偉大的事業。
改革開放以後，“發展”概念依然是軸心，正是發展這個概念讓國家在農村暫時退出，繼而再進入國家化的歷程之中。這種國家化背後的發展主義理念主導著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變化與發展，形成了“發展型政治”。由于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強調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加上中國改革初期社會的平等狀態，因此，執政黨的執政邏輯，發展主義的經濟邏輯與民眾的生活邏輯在“發展”上達成了高度一致，在客觀上促成了“發展的政治正確性”。中國的國家化不僅與市場性的發展主義高度結合，而且國家同時也是發展的主體之一凱發K8國際娛樂官網。事實上，中國的發展主義在邏輯上不挑戰國家化，同時還會潛在地加強國家化的權威，而國家化的威權政治又為發展主義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因此，國家化與發展主義有機地聯合了。
再次，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化演變的歷程同國家角色的再定位緊密相關。一方面是農村在國家實現現代化、實現治理現代化中角色的變化。21世紀以來，國家對農村發展的戰略意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鄉村不再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階段性）手段，而是發展目標本身”，“一如國家用戰略規劃的方式來發展城市和工業，現在國家以同樣的方式來發展鄉村地區”，國家權力的重新回歸以資源下鄉為支撐，它表明“國家具有更大的能力按照自身的意志來改變鄉村社會”。而隨著國有化程度的提高，地方、基層政府和官員甚至村級組織都將會更多參與國家事務相關的行動，迎合國家的需求與標準，也就意味著國家在農村將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同前期的國家化相比較，改革開放以後通過退而進的再國家化更加表明執政黨的道義擔當或說是正當性，例如，七十年前的國家化和今天的國家化當然有所不同，過去交公糧是國家化，現在的國家化採用的卻是向村民提供公共服務，推進鄉村振興。國家建設，凱發K8旗艦廳電子工程。凱發！凱發K8旗艦廳！凱發k8官網首頁。凱發K8國際官網，
